误读三国之一--诸葛亮：为谁逐轻车？
写在文章以前的话：
笔者自幼读三国，迷三国。虽然后来发现比三国动荡，比三国精彩的乱世并非没有，但是笔者仍对三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许这就所谓的对童年的怀念吧。这系列的文章，写之前并没有太详细的构思，笔者也不是什么专业学者，写作也纯粹是心到笔到，想到哪写到哪，如果有冗长啰嗦之处还望见谅；这套文章共有就九篇，取的是“九九归一”“三分归一统”之意；这系列的文章，并没有诋毁任何历史人物的想法，有的只是想还原一个被太多迷雾所掩盖了的三国人物的本来形象，只想提供另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这也是一直以来笔者对历史的态度和看法，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就算不被主流价值观接纳，那至多也不过是对三国的又一次误读罢了，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多，不过是一次不成气候的笑谈罢了。
最后，套用一位很有个性的青年作家的话来“自我歌颂”一下吧：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是这么奇怪的一种东西，任何描绘方式的塑造都不彻底如何努力去体会都不确切。我甚至开始怀疑，历史人物的作用就是供人篡改和误读的，于是我开始尝试篡改那些已经深入骨髓的人物形象，，供后人误读。
半生疏狂半生笑，前生本是说书人。说书人嘴里道出的故事总是动人的、有趣的，愿这系列的文章也能博君一粲。我且徐徐写，看官您还请慢慢看。
糊里糊涂的说了些许多余的话，也许笔者对这段历史的情感就好比游子对远方的家的思念一般，所以才会就像那个洛阳城里的人一样，感到“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吧？
聊以为序。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
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开篇第一人，先来说说蜀汉那迟暮的丞相——孔明先生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这是唐代诗人李颀《古从军行》里的一句诗，大意是说将士们要为了守护君王的领土而以死相拼的意思。无论是哪个时代都好，如果能做到“文不贪财，武不惜死”中任意一点的话，轻车尚是可以逐的。只是，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是否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轻车”，究竟是为谁所“逐”？他们究竟是为谁在“逐轻车”？而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呐，你是否知道你到底是为谁在逐轻车？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
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开篇第一人，先来说说蜀汉那迟暮的丞相——孔明先生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这是唐代诗人李颀《古从军行》里的一句诗，大意是说将士们要为了守护君王的领土而以死相拼的意思。无论是哪个时代都好，如果能做到“文不贪财，武不惜死”中任意一点的话，轻车尚是可以逐的。只是，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是否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轻车”，究竟是为谁所“逐”？他们究竟是为谁在“逐轻车”？而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呐，你是否知道你到底是为谁在逐轻车？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忠魂无断绝：
汉（蜀）建兴十二年，一位老人在他爱徒的搀扶下，乘着夜色登上了五丈原上的高冈。他一如往常般的俯瞰着这驻扎着十万与他一同年年征战的将士的军营。熊熊的火把把营帐照的如同白昼一般。
八月的晚风已经开始夹带着些许凉意。被这风吹起的除了他那雪白的鹤氅以外还有他那因连年操劳而变得越发斑白的鬓发。他止不住的咳嗽，哪怕在他人的搀扶下也掩饰不住他那愈发蹒跚的脚步。时光是那样的公平而又无情，他早已不是那个为了胸中抱负而不知疲倦的少年了，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譬如他这一身的伤病。可笑的是，他的雄心犹在，他的国家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国家了。
“悠悠苍天，曷此何极？”他抬头仰望那浩淼无边的星空，苍天是无穷无极的，而自己的生命却是那样的短暂，他对苍天是羡慕的，但他并不奢望自己能有多长的寿命，只是想“伏望天慈，延我之寿”，哪怕多个他一年半载，他让他再为他的国家贡献出多一分力量。
可惜他不知道上天是不通人情的，他也不知道这次是他最后一次夜观天象。八月还未过完，他就永远的合上了他的双眼，他再也等不到他最期望的太平盛世了。建兴十二年八月，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王国最牢固的一根擎天之柱轰然折断。
诸葛亮死后不足三十年，魏将邓艾奇袭阴平，直取蜀汉首都成都，汉主刘禅开城投降，至此，蜀汉灭亡。
孔明先生对蜀汉能在乱世中鼎足三分，甚至一度有着中兴的期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贡献是没有人能取代，更没有人能否认的。杜甫形容他是“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样的句子，拿来形容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蜀汉政权奉献一生的肱骨之臣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孔明先生这一切的付出究竟是为了什么？孔明先生的付出真的值得吗？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与文学上，孔明先生要么会被塑造为为报君王赏识之恩，尽忠而死的形象，他也一直被当做是模范臣子的典范，要么会被塑造成无所不在，无所不晓的神机军师的形象。
然而，这是真实的孔明吗？他的一生，都是在为先主“逐轻车”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谈谈主上的知遇之恩的问题吧。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说先主是怎么样对待孔明先生的。说起先主和孔明先生，很多人首先想起的两个词叫“三顾茅庐”和“如鱼得水”。的确，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某一特定时期的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的确很恰当。何为“某一特定时刻”呢？依我看来就是先主入川以前。我们不妨来看看孔明先生这位先主身边的元老重臣的官职变化吧：

初出茅庐，那段如鱼得水的岁月：
建安十四年，被先主三顾茅庐的热忱所感动的孔明先生提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世出战略设想——隆中对，从此离开躬耕的南阳，出山帮助先主谋划三分伟业。这时是先主和孔明先生关系最好，也是先主对孔明先生最好的时候，“如鱼得水”的典故也就是这个时候来的，原文如下：“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身边都是白面书生的先主，得到了孔明这样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自是不必多说的。这时的孔明先生，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胸中有着经天纬地之才的他正随时等待着一个时机实现自己的抱负，先主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诚挚的行为感动了孔明先生，这时的他，免不了感动，免不了激动，免不了要为了万民，为了自己，为了先主而“逐轻车”。纵使这时先主寄人篱下，虽说是皇叔但是却没多少人卖这个账，他两个官职里，豫州牧是一个虚职（吕布表的，这时的吕布早就在白门楼殒命了，而且豫州一直都在曹操手里），新野太守也是自己的“寄主”刘表“赏”给自己的，所以这真可谓是皇叔的一穷二白的时代，这时诸葛亮的官职是军师中郎将，中郎将是一个低于将军的官职，而军师中郎将是一个杂号的中郎将，地位自然是不高的，但是考虑到先主当时的窘迫，这已经是他能给予孔明先生几近最好的待遇了；但这样“最好的”待遇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五年后的建安十九年。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先主在庞统，法正、张飞等一干谋臣武将的努力下，成功攻取西川，从同族刘璋手里拿走了“益州牧”的头衔和实权，从此走上了复兴之路，而这时孔明先生的官职变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就官职上而言，也就提升了一个档次而已，就是一个相应的提升，而“署左将军府事”说明了孔明先生多么被先主所倚重（先主这时的其中一个官职是左将军）。一直到这个时候，先主和孔明先生相处都是相对的和谐的。但是我们不妨继续看下去，五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在内外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进位汉中王。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两项任命：一、法正任尚书令、扬武将军。
二、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署大司马府事。
一出山就跟随先主打江山，陪先主经历过人生最灰暗时期的，已经侍奉先主十年的孔明先生在先主进位为王之时竟然原职不动，而先主在入川之时才得到的法正居然（至少是在名义上）成为了除了君主以外的又一首脑（东汉的政务机构尚书台的长官即是尚书令）。这不是咄咄怪事吗？不怪，也许不怪。先主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应该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我们不妨猜测一下，大略不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出于保护诸葛亮的目的，避免孔明先生树大招风，缓和西川地主阶级与最早和先主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子之间的矛盾。这里大概说下蜀汉统治阶层的组成，大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刘焉、刘璋父子时期的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二代益州地主”，这部分人人才不少，是以前刘璋政府的骨干组成部分，需要重用和安抚；一部分是益州本地豪强地主也就是所谓的“一代益州地主”，这部分人长期受到压迫，随时可能会反抗，是需要好好笼络的；第三部分就是和先主一起打天下的老臣子们了，其实也可以分成两拨，但是粗略算的时候就都姑且都算在一起，称为“荆州集团”，这些人，是先主的蜀汉政权未来的骨干组成。官就这么多，而人多了，这就势必会会出现“僧多粥少”的场面，这就是对统治者统治手段是否老到、圆滑的一种考验了。
毕竟西川曾经是人家的，就算理由再正当都好，被抢了控制权的人通常是不会甘心和抢夺自己控制权的人愉快合作的。如何让抢人者与被抢者（至少在表面上）关系变得牢靠，一直是检验一个政治家政治手腕有多好的一个不二法则。而缓和这问题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就是低调，让被抢者在心理上落差不大，先主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在这个理念的作用下，刘璋原来的“老臣子”们和益州本地豪强都得到了或是名义上或是实际上的重用，比如先主最不齿的许靖，比如建议刘璋不要接纳先主的黄权，比如被刘璋排斥的本地人彭恙，比如在刘璋手下郁郁不得志的法正。先主这次对法正的升迁，正式肯定了法正作为蜀汉势力谋主的地位，使得他终于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关于法正，系列文章中有一篇会详细介绍）。
对于先主的这种做法，笔者也不多加置评，只想陈述几点史实：
一、曹魏的内部矛盾不见得比蜀汉小；二、曹操的五大谋士，除了早夭的郭嘉以外，其他的四个的官职情况如下，因用人肉做军粮而“失朝望”的程昱是“廷尉”（九卿），文和乱武的始作俑者，曾打得曹操惨败的贾诩是太尉（曹丕僭越后所封，位列三公），谋主荀攸是尚书令（曹丕僭越后所封，政府首脑），首席谋臣荀彧是尚书令以及光禄大夫；三、孔明先生在先帝称帝之前最大的官职是杂号将军——军师将军，大致相当于官渡之战前曹操主要谋士郭嘉的官职（军师祭酒）。
第二个想法呢，则显得不是那么的光彩，说的简单点就是先主“喜新厌旧”，“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说复杂点就是自古帝王的通病——疑心病重。古语有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在所有不管合格还是不合格的君王眼里都是至理名言，也被君王们发挥到了极致。其实也算是情有可原吧，毕竟他们都是身背着一个天下的人，谁不怕哪一天被人拉下马？而这套驾驭臣下，提防臣子的法术，被泛称为“帝王南面之术”，一般文化水平越低的皇帝对这套法术也就掌握的越好，赵匡胤如是，朱元璋、朱棣父子如是。而按照这个理论，自幼“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先主对这套法术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所以，先主也有可能是想提高法正的地位来压制在蜀汉政权中地位一直以来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孔明先生。古语有云：“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若是自己哪一天驾鹤西去，留下幼子和一个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重臣的话，那么这个江山还能姓刘吗？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直都被君王们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后世的朱元璋更是把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人都屠杀殆尽，太子朱标觉得父亲的做法实在太残忍就屡次劝诫。有一次，朱元璋把朱标叫到一间屋子里，扔给他一根满是刺的荆条，让他捡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就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
我们上面说的这么多道理和史实，先主想必都是明白的。这也就注定了他不可能让孔明先生在名义上得到太大的权力，这和秦代第一次大一统以后的，君主通过分离臣下的权力而变相加强自己的君权的趋势是相符的。无论先主和孔明先生的关系是多么“如鱼得水”，他们也不是能逃脱历史规律的人。
孔明先生“被压制”一直到法正死后才得以“缓解”，考虑到蜀汉除了孔明先生再无可任丞相者，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先主称帝时，封孔明先生为丞相，孔明先生终于得以“正名”，此乃后话。
或是缓和矛盾，或是压制，这两种看法哪种更有道理呢？个人认为两者都有，而后者的味道更重，有两个例子可以为证。
一是孔明先生曾说的一句话。孔明先生是何等的智者，他对于这种“被压制”的感觉，其实体会得很是深刻：章武二年，先主遭遇他人生中最惨烈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败绩（想起易中天先生调侃时说的“先主败绩”四字不禁莞尔），猇亭之战中，先主被“吴国火烧连营七百里”，狼狈逃往白帝城，成就了吴国新一任都督陆逊的千古美名。据《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记载，孔明先生在得知这次惨败后感叹说：“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是啊，对于这次东征，孔明先生苦谏而先主不从，面对这样的惨败，孔明先主除了苦笑，除了向九泉之下的先主最信任的人大吐苦水外，还能干什么呢？

托孤，骑虎难下的开始：
二是先主临终的托孤。关于这次托孤，向来争论就不少，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毕竟我们总不可能把先主从地底下挖出来再问出个所以然来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证据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演绎推理的。这次托孤发生的时间是在先主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大败后逃往白帝城之后不久。演义和《三国志》（关于这次托孤，主要出现在诸葛亮的传了，先主传只有“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这种最简单的描述，关于这个李严，牵扯到的问题还是挺大的，且容后再表，此处单说托孤）对这次托孤的记载没有太大出入，除了三国演义明显修饰了和铺垫了先主托孤前的话语和准备以外，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这其中，先主说的一句话很重要。《诸葛亮传》里是这样记载的：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对，就是这句“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中文的说话技术就更是精深了。中国的领导人们对这门“艺术”掌握的向来很好，话总是不说完，美其名曰“含蓄、委婉”，让听者要细细琢磨方能理解其中之一二。先主的这段话就是体现。我虽然不是一个好作家和好编剧，但是还是可以试着循着先主的思路继续说下去，想下去的。
不妨先来断句吧，“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是先主对孔明先生才干的肯定（这点不用先主说，谁都明白，所以是废话）；“若嗣子可辅，辅之”，这是在向孔明先生托孤了（幼主能扶当然要扶，所以这句也是废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好了，在说了两句废话之后，终于有亮点了。“自取”？何为“自取”？一般的译本都把其翻译为“自己取代（他）”，意思就是叫孔明先生自己去当皇帝，但是这样的翻译真就是正确的吗？取，有取代也有取舍之意，所以先主这段话是不是在叫孔明先生自己取舍而不是取代呢？是的话，那又让他取舍些什么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让孔明先生自己当皇帝，这就和第一种一样了，就没说么好说了；二是让孔明先生代先主行废立之事。先主托孤的时候，后来的后主，现在的太子刘禅的两个异母弟弟，鲁王永和梁王理都在一旁，这些话他们是能听到的。
但是第二种观点还是有着不少的纰漏，毕竟笔者古汉语程度不佳，也没有研究过“取”这个词在汉末是否已经有“取舍”之义；而且史书上对鲁王和梁王的记载不足，都是一笔带过式的人物，并不见得值得被“废立”。
不管怎么我们怎么理解都好，孔明先生理解成哪种我们还是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听到这句话之后是显得很惶恐，立马“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这就是说：“我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决完成组织交予的任务，请组织放心！”这回答好，反正你含含糊糊的说，我就含含糊糊的回答，让后世人都云里雾里好了。坚决完成任务？任务是什么？先主知，孔明先生知，天知地知，而且可能知的都不一样。
在得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回答之后，先主这时又有新动作了（《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先主临终时，呼鲁王与语；‘吾亡以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就是要让这些小辈们把孔明先生当做是“相父”一般，而先主在后来也和刘禅说了类似的话语。关于托孤，《三国志》的记载就陈列到这。我们还是来说说和托孤相关的一些其他史实吧。相父，这是统治者对臣子无上的尊荣，但是被称为或当做相父的，除了上古时期的姜尚和周公以外，其他的一律没有好下场，不是身死后被人秋后算账就是被杀，例如吕不韦，例如霍光、例如张居正、例如……
好吧，事实陈列到此结束，我们开始进入剧情的重组、还原和人物心理的分析。不管先主的话，到底是第一种意思还是第二种意思都好，他最根本的想法就是要他刘家的江山能够延续下去，而他得到了孔明先生会“坚决完成任务”的回答之后，至少让全天下看到了他是如此的“信任”孔明先生，也让孔明先生对世人承诺他不会谋反；而先主让儿子辈们视孔明先生若相父，就更是让孔明先生没办法去谋刘家的江山（你都是相父了，你再僭越，这不仅仅是大逆不道，更是无德无），也更能让世人看清楚先主是多么的有气度。
先主这招以攻为守用的真是巧妙。既然他已经认定了诸葛丞相有“二心”，那么也就能料到只要他一过世，诸葛丞相要是想篡权，谁都拦不住。与其被其被动的夺取，不如主动奉上。而诸葛丞相就算有反心，在此状态下，出于对舆论的顾忌，也不可能接受。既不接受，往后再想觊觎帝位的话，就将被自己言语所束缚，也只能尽力维护后主了。
但是，这却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上文列举的，“相父”的诸多悲惨结局。再则说，你要你儿子对着一个被老爸批准可以在适当时候废了自己的人，他能不如坐针毡吗？这不就是想把刘禅和孔明先生的关系弄得和献帝和曹操一样吗？后主年幼还好说，等他大了，明事理了，不和孔明先生闹别扭才怪。一闹别扭，孔明先生还能大施拳脚才怪。
政治手段高明如先主怎么会如此弄巧成拙呢？还是应了那四个字“关心则乱”，毕竟这是他刘家的江山，容不得出现半点问题。
好了好了，到了导演总结时间了。白帝托孤这场戏呢，要想演好，就要想象那个“打你一巴掌，给你一颗糖”的故事，先主您呢，扮演的就是那个甩人耳光子的大人，而孔明先生您，嘿，不太凑巧，您只能扮演那个被打得小孩的角色了，不过不要紧，回去您能升官哦。先主您呢，先说那句“自取之”什么的话，这就是给孔明先生一个下马威，相当于打了他一巴掌，这时的孔明先生就好像是一个懂事的小孩一样，就算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得低声认错，于是就说那句“臣臣敢竭股肱之力”什么的话，这时的先主听到这句话就好像家长听到小孩儿说“知道错了”并保证“不会再犯”一样的高兴，于是就给小孩儿一颗糖吃，就说“汝兄弟”什么那句话。好，戏就说到这，各就各位。诶，先主您别偷笑，孔明先生您别委屈，我可真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
这次的托孤，不得不说是先主演艺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不仅让孔明先生这样的智者也只能唯唯应是，更是把自己仁义之名流传千古。至于这以后带给孔明先生的麻烦，就不干驾鹤西去的他的事了。
其实用心想想就明白，孔明先生根本不会谋反，一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一个儒者非常明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一个智者，更是能明白中国的书生根本不可能当皇帝这一基本常识。但先主还是表演了一番，自己的江山嘛，我们能苛责他什么呢？只是，这样的“鱼水之欢”，这样的“知遇之恩”，真让人感到寒心。所以也间接说明了孔明先生不是为了“知遇之恩”而去“逐轻车”的。
关于先主托孤的这句话，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三国史话》中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篇幅关系，只录于下，不翻译了：
蜀先主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世皆以为豁达大度推心置腹之言，实亦不然也。孙策临亡，以弟权托张昭。《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曰：“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往复西归，亦无所虑。”其言与备何以异？董昭谏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见《三国志》本传）此乃明白晓畅之言，势之所迫，虽圣人将奈之何哉？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为是言易，欲行是事，不可得也。古来圣贤豪杰有盖世之才智，卒不能自免于败亡于此。
这样一场炫目的表演过后，除了留给以后的有志成为表演艺术家的帝王们做学习和参考以外，还有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让孔明先生骑虎难下了。所幸的是，这只老虎暂时还挺好温顺，所不幸的是，这只老虎刚和别的老虎撕咬完，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周围的两只老虎正在磨着它们的爪子，死死盯着这只老虎……

治蜀：两朝开济老臣心：
白帝托孤后，孔明先生的命运就注定是为蜀汉操劳后半生，直至死去或者找到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为止了。孔明一生唯谨慎，但他最不谨慎就是在三顾茅庐后的出山。托孤过后，智慧如他，想必已经能预感到他再也等不到功成身退，回到南阳锄田煮茶，闲度余生的日子了。
如果说之前孔明先生的出山，是自己想凭借自己的能力，是自愿押上自己的半生做赌注的话，这次，他就是被迫押上自己的后半生做赌注，要与人斗，更要与天斗。蜀汉没了他不行，历史已经把重任压到了孔明先生的肩上，他是个能扶大厦于将倾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有能力，也不得不接下这个任务了。背上了蜀汉国力衰微，益州疲弊这样一个包袱之后，孔明先生开始他继续“逐轻车”的旅程，虽然他对先主的心早已被那次精巧而拙劣的表演杀死，虽然，这时的“轻车”已非他最早想的“轻车”，但他依旧得义无反顾——毕竟，蜀中号称天府之国，这些人的存亡，都系在他身上，他得为他的百姓“逐轻车”。
我们不妨看看先主留下的烂摊子有什么吧：一是魏、吴两国的虎视眈眈，二是蜀汉内部的矛盾在最高统治者死去后随时可能爆发，三是南边蛮族的屡次反叛，四是蜀汉国力大不如前。这四个问题，没有一个是好解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动辄都是亡国灭种的大问题。但是孔明先生（这时该叫诸葛丞相）却很好的一个接一个的解决了。
建兴元年，后主刘禅即位，“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样，就使得诸葛丞相真正在名义上彻底成为了政府的一把手，使得诸葛丞相能大施拳脚。先主在世时，诸葛丞相就已经是代行政事了，这时则更是“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这样的一种“专”，会给政敌口实，但是却能有效的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且看看诸葛丞相在“专”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五件事，
一是延续先主的策略，继续维护和巩固益州内部的团结，营造一个值得信赖的大后方环境：诸葛丞相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自然明白内部稳定的意义，所以上任后就做了以下人士任命“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这三个人都是典型的白面书生型，有点小本事，在当地也有些名气。对于演义的读者而言，这三个名字可能就显得比较陌生了，因为这三个人中除了秦宓在第八十六回有过短暂的出场外，其他两人都没被写进演义。那么这些任命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只要看看三人的籍贯就一目了然了，秦宓是蜀地人，五梁是益州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杜微是梓潼涪县（今四川绵阳）人，说白了就都是当地人，当地有名望的书生，诸葛丞相此举就是想向当地豪强表明自己的态度——蜀汉政权时刻欢迎你们的加入。
著名学者、三国史的专家，马植杰先生在他的著作《三国史》中在谈及诸葛丞相“笼络”益州地主时，这样说道“益州土著地主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些罢了。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而能与曹魏相抗衡，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较少，当为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而诸葛丞相在用益州人方面比先主更加大胆，除了虚职以外，还委任了其中一些人或是为一郡太守，或是为前线的将军（比如张翼、王平最后分别官至车骑将军和镇北大将军，在姜维的北伐中功劳不少，张嶷、马忠在诸葛丞相南征后就一直作为南方四郡的郡守，张嶷更是无当飞军的首领之一），使他们真正参与到统治中来，让他们更加死心塌地。
要知道，明末时期的李成梁和袁崇焕手下的关宁铁骑之所以能无往不利，与这些“铁骑”们是他们守卫的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不无关系。同样的，诸葛丞相的这样的方法也取得了极大地成效，让蜀国内部政治得到了长久的和平；
二是加强法治，恩威并用。爱民如子的是诸葛丞相，刑法峻急的也是诸葛丞相。这看似矛盾的两者其实是统一的，因为只有刑法峻急了，才能真正维护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我们不妨来看看诸葛丞相在初入蜀的时候是如何加强法治的吧，且看晋人郭冲的一条笔记：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
这里的一问一答很是有趣，笔者个人甚至认为是法孝直和诸葛丞相是经过沟通后唱得一出双簧，毕竟此一时，彼一时嘛。刘邦之所以这是“约法三章”是因为天下已经饱受了始皇的严刑峻法之苦；但是蜀地在碌碌无为的刘璋带领下，法律早就无权威可言。
这时，只有用严刑峻法才能最快的树威立信，才能最快最好的约束当地的豪强，让他们不敢把他们的魔爪伸向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大动不意味着不动，该动的时候就要勇于动，敢于动。这才是最体现一个政治家的政治远见和魄力的一个方面。所以，诸葛丞相哪怕被人说成是“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丝毫没能改变他要用“重典”的决心。
而一段时间的“重典”过后，“专权自恣”、“文法羁縻”的蜀地变成什么样了呢？按照《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就是“吏不容奸，人怀自厉（厉，鞭策，警惕）。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华肃然也。”这种说法虽说未免有些夸张，但是依靠着诸葛丞相细致和认真“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这样的吏治和法治都变得清明起来。
三是修建水利工程，劝农、屯田。在中国古代这种农业社会，农业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资本，而灌溉则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水利工程是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必不可少的部分，历代统治者对水利都十分重视。而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成了都江堰之后，“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蜀地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了。
自此，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换，蜀地一直都是在战争中受到冲击和扰乱较少的地区，农业也比较富庶。在都江堰的灌溉下，蜀中的土地都变得十分肥沃，而作为诸葛丞相这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岂能不明白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些土地来为蜀国发展和壮大吗？所以从诸葛丞相终其后半生都在坚持着农业为本，农战结合的思想观念。
诸葛丞相的第一次屯田的尝试是在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据北魏人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赵子龙什么时候退过兵呢？浑身都是胆的赵将军这辈子只有在随诸葛丞相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因为马谡失了街亭所以才被迫退兵，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时是建兴六年。
大规模的屯田减少了大军连年征战的粮草消耗，但却还是没办法自给自足。屯田方面，魏蜀吴三国中，蜀是做的最不好的，原因主要在于蜀汉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即士兵在打仗的闲暇时刻种田，既是兵又是农），而孙吴和曹魏的屯田则是军屯和民屯相结合（虽然说这时候魏、吴两国的军屯和民屯区分度不如后世那么大），这就注定了蜀国屯田的规模和质量不如魏、吴。而诸葛丞相不用民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人。没人？我堂堂蜀汉，岂无人哉？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允许我认真介绍一下汉中这块神奇的地方，因为在后来讲诸葛丞相北伐的时候也会要说的，所以干脆也就在此提前介绍了。
蜀地地形险峻，粮草运输不易，而且屯田本该就在战略要地，在用兵之地屯田才能让损失、最小利益最大，而这样一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叫汉中，就是那个让曹操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汉中。汉中这个地方本属于张鲁，曹操平定张鲁后留下的夏侯渊被黄忠在定军山一役中斩杀，从此汉中归先帝所有。但是英明的魏武并没有个先帝留下多少好处。汉中这个地方呢，土地肥沃不比蜀地差多少，而且在魏蜀对持的前线地带不远，向来就是战略要地。
在《布局天下》这本书中，作者是这样描述汉中的重要性的：“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在西部地区，则是汉水上游。通常是，当汉中地区为南方所控制时，双方以秦岭为界；当汉中地区为北方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险要以作抵抗。汉中作为南北双方的一个中间地带……这样，处在两个上游地区之间的汉中所体现着的南北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汉中地区则完全没有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淮河一线一时的得失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连《三国志》的注者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蜀与汉中，其由脣齿也。”
由此可见，汉中这个地方，如果魏得之，退可以以之为关中屏障，进可以以向西南灭蜀，但是却容易孤军深入，难以持久；如果蜀不得之，则无丝毫防御之地，只能凭大巴山固守，若蜀得之，则可凭着汉中和关中之间的几条通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北伐，比如诸葛丞相建兴六年的第一次北伐就是遣赵云出褒斜谷牵制曹魏关中之师，第四次“北伐”，魏国的曹真也是兵出斜谷（即褒斜谷），诸葛丞相第六次北伐则更是亲率大军出斜谷，魏延提出的奇袭关中之策也是从子午谷出兵，甚至连最后钟会大规模伐蜀，最终灭蜀的战役也是由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三道同时进攻的。由此可见汉中地位的重要。
好了，说了这么多，是时候来回答“蜀汉无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是魏武。魏武当年见汉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后，便撤军走人，在走人的时候还掳掠了许多当地的人口回关中，因此在《三国志》中，甚至明确的说先主得汉中是“得地而不得民”。
屯田本就是需要大量的人口作为基础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凭诸葛丞相有通天本事也变不出足够人来，所以民屯实在难以实行。有人也许会问了，汉中无人，从蜀地迁人过来不就好了吗？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是蜀政权多为当地之人，在官上如是，在民上更如是，若要强行将蜀地之人“迁徙”到难行且远的汉中，自是不可行，蜀汉政权内部矛盾少才是他的优势，强行将人“迁徙”，必定引起民愤，引发不必要的矛盾，所以民屯一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总之，虽说蜀汉的屯田没有办法做到军民结合，但是在诸葛丞相的领导下，这样的屯田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毕竟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嘛，所以诸葛丞相大兴屯田为以后的多次北伐减轻了不少粮草上的负担。
而因为屯田和与民生息，蜀汉虽说不复往日辉煌，但是国力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是毋容置疑的，而蜀人在这个时期都最感激我们的诸葛丞相，虽然这样的感激并没有持续太久。巩固内政、加强法治、大兴屯田，这三个举动解决的都是内政方面的问题。攘外必先安内，内安了，就轮到外交问题和北伐中原了。

外交：联吴——残喘的基本：
四是联吴：前文中屡次提到，诸葛丞相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有着超出凡人的远见卓识，所以这样的人来执政，眼光自然不会差，这样的人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看的自然也是比寻常人物明白，所以诸葛丞相在外交上做的三个决定都直接奠定了三国后期的天下大势，这三件事一曰联吴，而曰南征，三曰北伐。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面对曹操号称百万的大军的南下的攻势，孔明先生渡江游说孙家，最终和鲁肃及周瑜一起，让孙权下定了要与曹操一战的决心，于是，蜀和吴开始联合，并最终在赤壁一战中以少胜多，成就千秋美名的同时也初步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吴国和蜀国也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段蜜月期，一段充满着尔虞我诈，充满着阴谋的蜜月期。这段蜜月期由孙权“进妹固好”开始，到刘备矢志伐吴结束，双方主要的对手都是曹魏，但是也都视对方为对手，矛盾主要是围绕着战略要地荆州的所有权而展开的。这段蜜月期，最终确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对吴对蜀都是利大于弊。
而第二段蜜月期则是从诸葛丞相掌权后不久的派邓芝出使吴国开始的。一开始孙权还迟迟不肯接见邓芝，直到邓说出了“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这样半违心半认真的话，孙权才同意见邓芝。所幸的是，蜀汉的外交官们一直都是十分的让人放心。
孙权毕竟是老了，早已不复当年拔起剑砍去桌子一角怒吼着说：“敢言降者有如此案”时的霸气，做事情也变得畏畏缩缩。所以以魏强蜀弱为由拒绝联蜀。这样的理由看着就觉得不太站的住脚，在舌灿莲花的邓芝面前，这种理由就更是不堪一击。邓芝先是给孙权戴了一顶高帽，说“大王命世之英”云云（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然后再陈述事实说“合此两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推可鼎足而立”，最后再吓一下孙权“若不从命（吴国如果不死心塌地表示对魏国的忠心的话），则（魏）奉辞伐叛，蜀必顺流”云云。先夸，再说，最后吓。年老的孙权被邓芝这一套蒙的是不亦乐乎，所以也就答应了与魏断绝，与蜀修好的要求。
这也表示着吴蜀之间的第二次蜜月期正式开始了。这段蜜月期持续时间比较长，直到蜀亡，吴蜀双方都没有背叛这个联盟。这次与吴重修旧好对吴蜀双方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就蜀而言，再也不用把注意力放在东边，诸葛丞相可以把全国的兵力都投放在北伐上；与吴的联合，等于让吴取消对南中的支持（虽然只是名义上的），更有利于南中问题（后文会细表）的解决；与吴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吴国也懂，联吴等于也牵制了魏国的兵力的分配；这样的一加一加一是大于三的。所以说，联吴，是解决蜀汉当前许多问题的关键；联吴，是蜀汉得以苟延残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时选择和吴国“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也是诸葛丞相远见卓识的一个体现吗？

南征：马谡是个好参谋
五是南征，平定南蛮之乱。先说说南蛮之乱吧，章武三年春，“南中诸郡，并皆叛乱”。所谓的南中是现在的哪里呢？南中是蜀国的南部，大概是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和气候恶劣，所以基本就是荒芜之地（有点今天的亚马逊丛林的意思），自秦朝以来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由于山高皇帝远所以管理不善，于是大大小小的叛乱也就常常发生。这次领导叛乱的是“恩威著于南土”的益州大姓雍闿，他在先主夺取益州的时候投靠了先主，但却一直都不改他跋扈的本色，反正眼不见为净，当时的主要矛盾也不在南中，所以先主倒也没有过多的去干涉他。但等到先主一辞世，雍闿就不再安分了。按《三国志》的说法就是“及先主薨，雍闿跋扈於建宁。”
这时是章武三年，他不仅杀了当时的益州郡（此益州非彼益州，此益州乃益州郡，与州同名，但只是益州南部的一个郡，也就是叛乱的南中四郡中的一个）太守，还把蜀汉派去继任的太守也抓了，最后还投降了刚把先主气死的吴国还不算，他甚至联同郡人孟获（就是那个在演义里被抓了七次的笨蛋南蛮王）一起煽动南中诸郡一起造反，响应他的有牂牁（zang  ge均读阴平）太守和越嶲（xi 读阴平）的土著（从这些郡名的生僻程度就可以对这些郡的偏远程度略知一二了，而清人“犍为万卒迷无津”这样的诗句更是道出了南中地方的荒凉和偏远）。
是可忍，孰不可忍！可偏偏我们的诸葛丞相就是忍了。想法迥异于常人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天才，很明显，诸葛丞相是后面那种。想当年韩信为了自己的未来，连胯下之辱都忍了。能忍的人通常都是很可怕的。诸葛丞相也不例外。他这次之所以选择忍是因为蜀国新败，元气大伤（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而且当务之急是与吴国修好（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没了吴国的支持，南中的几个南蛮是闹不成什么气候的。
诸葛丞相凭着他那超凡的战略思维，愣是把南蛮的叛乱这口气忍了下来。这就像街头混混的打架一样，你打我，我就跑，不是不打你也不是打不过你，等我的弟兄们来了你就知道错。诸葛丞相在开战前的时间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把上述的四件事都做完了、都做好了。直到两年后的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等待了两年的诸葛丞相亲自率部南征。
不出则已，一出惊人。颤抖吧，南蛮诸酋们，蜀汉的天威岂是你们可以阻挡的！一个诸葛丞相就够你们受的了，更何况这次蜀汉还有一个隐藏的武器——参军马谡。
没错，这就是那个后来失了街亭，被诸葛丞相挥泪斩掉的那个马谡（由于此人涉及到关于诸葛丞相识人和用人问题的大讨论，在后文中，笔者又没有为他预备篇幅，所以只好在这里一并说了）。这时他的身份是参军，所谓参军，顾名思义就是参谋军事，说白了就是一个参谋。他这个参谋可是很称职得很的，他为诸葛丞相的南征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洋洋洒洒的一番话，说的很是漂亮也很有道理。马参军这段话的主题意思就是让诸葛丞相用“攻心”之法来对付南蛮。那么何为“攻心”？《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马参军的看法，与圣人不谋而合，这倒还不算什么，只能证明马参军是熟读兵书的。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参军是在谈到南蛮的问题时提出的这个观点。要知道，诸如南蛮这种少数民族的叛乱，难解决的不是一次或者两次大规模的叛乱，难解决的是如何让他们长时间不叛乱，这就体现出“攻心”的作用了，只有让他们服了，他们才不会叛乱。比如说唐太宗就因为摒弃了自古“贵中华贱夷狄”的做法，尝试着对汉对胡“视之如一”，于是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心服口服，终唐一代，周边都没有太大的叛乱（虽然这也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
古语有云：“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蜀汉国力本就不强，如果还要再反复的在南蛮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的话，那么谈何克复中原，谈什么兴复汉室？只有通过“心战”，让南蛮心服口服才是真正一劳永逸的解决南蛮问题的不二法门。马参军的这个看法不可谓之不高明。
所以如果真以为马参军是先主托孤时说的那种“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人物，真以为诸葛丞相识人的眼光不如先主就真的是大错特错了。谋划是一种能力，执行又是另外一种能力。难道一个人只善于谋划不善于执行就只能被说成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识人之明吗？只善于谋划者，最了不起的结局不过就是一方谋主而已，如果把他们当成独当一面的大将那才是没有识人之明的表现。诸葛丞相是有识人之明的，所以听了马参军的建议，诸葛丞相是有识人之名的，所以马参军终其一生，绝大多数时间也都不过是一介“参军”而已。
说回到南征的问题上来吧，关于这次南征，胜利自是没什么好说的，而且用的时间都不长，基本没费什么气力，所以史书上的记载十分简单，就只有“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这十二个字。所以关于这次南征值得说的只有两点一是所谓的七擒七纵是怎么回事，二是这次南征取得了什么效果。
先说说第一点吧，这点的话直接引用古人的话来解释好了，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是这样说：“七擒七纵为记载所艳称，无识已甚。盖蛮夷固当使之心服，然缚渠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即然云几上之肉不足虑，而脱鞲试鹰，发柙尝虎，终非善策。且彼时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岂宜屡纵屡擒，耽延时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这段话翻译一下大意就是说你真以为诸葛丞相很有时间，你真以为孟获是砧板上的肉任你剁啊？诸葛丞相肯定不会做这种七擒七纵的傻事啊。
是啊，《三国志》上只有十二个字的事情，被演义演绎到了两万多字的长度，真不愧是“演义”，如果这都信了，那就没什么不能信了。要知道，“七”这个数字在古汉语中不是约数而是确数，也就是说真有人认为诸葛丞相会做抓孟获（孟获是南蛮老大倒也没什么错，问题是他是蛮是汉都不好说）七次，放孟获七次这种傻事。是啊，这样的人不是不存在，比如《汉晋春秋》、《华阳国志》这两本人间历史笔记的作者，比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比如……
好了，虽然七擒七纵是假的，但是以南方四郡为代表的蜀国南方少数民族对蜀汉都是比较信服了，至少在短期内没有叛乱了。诸葛丞相的这次南征，成果还是颇丰的，首先是蜀国又有了一支“特种部队”了——无当飞军。
据《华阳国志》中的《南中志》的记载：“（诸葛丞相）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这支“无当飞军”因为组成人员都是少数民族，所以其作战能力之强就不消说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山地作战，所以可以说是山地作战方面的特种兵了，这支部队在蜀汉后期一直都发挥了不错的效果；其次是南方的短暂平定；三是以蛮治蛮，效果非凡。诸葛丞相这次任命的太守诸如马忠、吕凯、李恢之流都是在当地生活的汉人，这些汉人和蛮族沟通少了一层隔膜，效果自然会好一些，而且这些人都是蜀地之人，这也是委任蜀人的一个体现，继续巩固内部团结的体现。
虽说这次南征并没有真正做到如同《三国志》上说的“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这么夸张的效果，但是反叛的规模和频率都小了很多倒是毋庸置疑的。这次不足半年的南征，收获了一支特种部队，换来了南方的基本稳定，取得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为以后的北伐还是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的。
这次南征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马参军功不可没，马参军的确是个好参谋，可惜他只是个好参谋，不当参谋的马参军最终惨死。当然，此乃后话。

北伐：短暂化为乌有——孔明不是战术家
南方平定了，内部矛盾解决了，和吴国重新建交了，休养生息几年了，国家基本从夷陵惨败中恢复过来了，的确是时候开始北伐中原了。关于北伐，是该好好说说了，不过在细说北伐之前，我们还是来说些关于北伐的问题吧。先提两个问题，一是北伐的目的是什么？二是北伐给蜀国带来了什么，让蜀国失去了什么，应该如何评价诸葛丞相的北伐。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第二个问题在后边细说北伐过程的时候再去谈。一说起诸葛丞相北伐的目的，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就是那“老三句”，什么“继先帝之遗志，讨篡汉之逆贼”，什么“不忘天恩，誓讨汉贼”云云。显然，这已与诸葛丞相的愿望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讨汉贼是真，继先帝之遗志也是真，只是目的地已经不是长安了，他已经不指望能打到长安去了。
不是长安？那诸葛丞相要打去哪里？还是那句话，蜀汉国力大不如前，这时候如果不能清醒的面对现实，还真以为蜀汉能逆天的统一天下的，那肯定就不是诸葛丞相那个级别的人。诸葛丞相是个战略家，从他在隆中规划天下大势的时候就能看出他是个战略家了，而且还是个不世出的战略家，所以若是以寻常人的思维来猜度诸葛丞相的想法未免失当。那诸葛丞相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呢？也许蜀汉的谋主，同是不世出的战略大家的法正曾经的一席话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时候，法正对先主说了这样的两段话：“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这段话是在力荐先主取汉中，关于汉中的战略地位前文已有说明，这也算是法正是战略大家的一个体现吧。
这还不算是重点，重点的是他后面的一句话：“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这段话，和当年的隆重对策可是有得一拼，都是战略上很有眼光很有远见的大操作，大手笔。
在这段话中，法正给先主定了上中下三条策略，意思从得了汉中那天起就开始积谷屯粮，坐上观虎斗的话，最好的情况就能向东打回长安去，差一点的情况就是蚕食雍州和凉州的地盘，既可以拓宽领土，又可以以攻为守（雍、凉二州皆是曹魏的屯田之地，虽不是主要屯田的地区，不过效果也不差）。至不济也可以把汉中作为屏障，守住险要之地，苟延残喘。
多么好的策略啊！可是这些个想法还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天时。连法正都说了：“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是啊，世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时不与我了。这时的蜀汉，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坐拥荆、益二州，败魏武与汉中，大有克复中原希望的蜀汉了。我们不妨看回诸葛丞相当年提出的《隆中对》吧，当年诸葛丞相在三顾茅庐的时候就为先主做过一次规划。在《隆中对》中，诸葛丞相是这样说的：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是啊，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基础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且还要“天下有变”，更要“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按照诸葛丞相的规划，其实蜀汉曾经的确是有过兴复汉室的绝好机会的，那就是关将军在荆州水淹七军，大败于禁和庞德等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机会早因关将军的冒进和先主的一把怒火而烧的灰飞烟灭。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诸戎、夷越也平了，孙权也重新结好了，但是最重要的荆州已经是人家东吴的了，更别谈什么“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云云了，而且连先主都身死了。所以这个计划中的“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就更是不可行了。
今时不同往日了，如果还真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想法，那就是天真，那就是不切实际了。诸葛丞相之所以大举北伐，其实就是要做的就是当年法正说的“中”计。
这样认为有什么证据吗？有。一是当年法正说了那一段话之后，是“先主善其策”，而且“乃率诸将进兵汉中”，这时在当时可是大事，诸葛丞相对于法正的看法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赞许，所以，懂得审时度势的诸葛丞相极有可能是循着法正规划的道路走下去。二的话呢，我们从诸葛丞相多次北伐的路线选择就可以窥见一二了：
时间                  北伐次数                          228（建兴六年）春                     　第一次北伐，一出祁山
大致战况：失街亭，斩马谡收姜维

228冬                                        第二次北伐
大致战况：西出散关，围陈仓不克，粮尽退军，斩魏将王双

229年                                       　第三次北伐
大致战况：克武都、阴平，巩固汉中防务

230年                                       　第四次北伐
大致战况：阻魏大都督曹真伐蜀，迫使魏军退兵

231年                                  第五次北伐，再出祁山
大致战况：败司马，杀张颌       

234年                                       　第六次北伐
大致战况：西上五丈原，诸葛丞相病殁于军中

六次北伐，除了第四次是被动的抵御魏国曹真的进攻外，其余五次都是主动的进攻魏国。从行军路线上来看，诸葛丞相是不断的西出，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若是真的一心想着克复中原的话，目的地应该是东边（长安，也就大致是今天的西安肯定是在成都的东边的）。欲东征却西讨，这不是南辕北辙吗？诸葛丞相能敢南辕北辙的事情吗？不能。那就对了，从这个推论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诸葛丞相的目的地不是长安，而是雍凉二州，是逐步蚕食并占领雍凉二州，以其为战略跳板，待时而动，伺机兵发长安。
说完了战略目标之后，我们还是来说说诸葛丞相在这个目标下的所战和其战果吧。毕竟北伐可是诸葛丞相人生中占了极其重要地位的事情，单单有上面的一个表格是远远不够的。就总体成果而言，我认为诸葛丞相的北伐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若因此就说诸葛丞相是长于战略，那就大错特错了。诸君莫恼，且听我细细说来。

我说连载还有人信吗……@渔歌悠扬。  这次我不坑了……

可惜离开了高中就变得浮躁了，在高中肯定会一字不漏的看这种“三国杂谈”
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