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对小说的一次侦察。次等的读者满足于人物命运情节的跌宕起伏，而优秀的读者则通过对文本的解构、摸索、还原，从句子背后直达作者的灵魂深处。红高粱的叙事是狂躁而模糊的，生机勃勃的句子和人物撰夺乐读者的眼球。我的任务就是拨开作者重重设置的障眼法，还原1982年解放军文艺学院某张小桌子前莫言伏案疾书时的所思所想。
     　如果优秀的作品时一首杰出的音乐，那么小说的开头就是音乐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小说叙事的基调。《红高粱》的开篇时野性有力的，犹如这篇小说的的一声嗥叫，简短低沉的点明了故事的时间、背景和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使用了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称“我父亲”。莫言在后来提到这一创造时十分的得意，他说：“《红高粱》这部小说的独创性，二十年过去后，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地方是我使用的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非第一人称也非第二人称。叙述起来非常方便，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惟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就视角而言，《红高粱》也许是一个首创”。这种叙述人称的使用，使作者在叙述时能够十分便捷的进行视角的切换。在积极对文本介入时，“我父亲”、“我奶奶”便成为事件的观察主体，充分展现人物的心理走势。在必要对文本疏离时，“我”便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对于人物进行必要的评论，以引导读者的情感趋向。伟大的小说家从不被动地摆脱语言的定势。写作并不是一种描摹，而始终是一种发现和创造。一旦作家发现了对于存在和世界新的表述的可能性，他的话语方式，语言节奏，叙述视点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时甚至会贯穿作者的一生。在莫言后来的小说《食草家族》《生死疲劳》《酒国》种，都有类似“我父亲”这样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形象，这不仅方便了作者各种叙述的可能性，而且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特定年龄的青涩生活模糊的记忆。
    小说的开头在一团雾气里向高粱深处进发。“我父亲”面对弥漫田野的雾气产生了一系列神秘血腥的感受。小说语言的节奏在此随着雾气瞬间凝滞，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父亲身心地细微变化。“父亲感到...连成一片地雾海中竟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海中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大悟，明白了它们是活生生的灵物”，“父亲看到舒缓的雾团里，晃动着高粱沉甸甸的头颅”，“三百多个乡亲...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这股腥甜的气味一直伴随着他”。这种人物心理的奇特跳跃不仅把线性的、历时性的故事结构为全景式的、共时性的故事结构所取代，使小说具有了意识流的叙事风格，而且通过对“高粱地”拟人化，神秘化的隔离，使小说更蒙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

作者对“高粱地”的感情在第四段中以“我”的视角的介入充分达到了高潮。莫言使用了“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这一组极端、对立的词汇去宣泄对“红高粱”故乡的主观感情。“血“、“紫红”、“暗红”、“乌黑”等一组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颜色提升着读者的血压，使之为这片神秘、激荡的高粱地里即将展开的故事惊喜不已。这种作者未经改造的爱与恨在作品中的公然露面，虽然加强了叙事的力度，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议论的强迫性，损害了读者的主观感受，与现代小说技巧中强调的作者退出是有所矛盾的。
 　《红高粱》是一篇典型的复调叙事小说。一方面，“游击队”队伍向公路的开进组成了一条时间线索；另一方面，“我父亲”的回忆等心理转换又构成了一条心理线索。故事共由八个场景组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应为⑦④①③②⑤⑥⑧，作者通过对故事的拆解和重组改变了传统小说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组合方式。这种文体上的革命充分地消解了传统小说地叙事弊端，遮蔽了叙述环节中存在地大量地空隙和停顿，打乱读者的阅读逻辑而使之获得了思维的新鲜感。“游击队”的前进犹如一条主干，“父亲”的回忆犹如一条藤蔓缠绕其上，“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爷”等人物随着藤蔓的攀延而逐渐丰满。两条线索在场景⑥“胶平公路”这一伏击点汇合，而作者的叙述也随之达到了高潮。
   　“我奶奶”的死是最后两幕中最应值得留意的事件。“我父亲”最先发现了“我奶奶”的中枪，“靠着某种神秘力量的启示”，而作为丈夫和故事男主人公的“我爷爷”余占鳌在此时退到了幕后。夫妻关系淡化，母子关系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在莫言的小说中，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在儿子的眼中，总是存在着完美、健康的母性形象，而妻子的角色在他的小说中往往是残缺不全的。莫言说“我确实不太了解女性，我写的都是想像中的女性。在三十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也很少存在，小说里的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这一不断重复出现和强调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谓是作者恋母情结的悄然体现。“奶奶感到...又溅出几束眷恋人生的火花。”儿子的抚摸、叫唤成为了母亲在现世中的最后一丝依恋，母子关系俨然代替了情人关系，作者的俄狄浦斯情结不慎露出了马脚。

“我奶奶”作为《红高粱》的女主角，她丰满秀丽、鲜嫩茂盛、水分充足，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我爷爷”就是因为握了一下我奶奶的脚唤醒了他心中伟大的创造新生活的灵感“，“我奶奶”而且十分聪明能干，在单家父子死后将酒坊打理得有声有色，更有歌谣唱道“女中魁首戴凤莲.....挡住鬼子不能前”，这样全知全能得女性形象遮盖了“我爷爷”等英雄好汉得光辉。在最后的死亡时刻，作者更是大段大段地描写她临终前地意识。但不得不很遗憾的说，莫言对人物的偏爱并未能换来应有的效果。作者用一种雄性书写去揣摩女性的思维，必然存在距离上的隔膜。只能用一种贫乏的笔调喊出“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善良？”，以完成对世界的控诉和质问。小说语言的神秘感丧失殆尽。最后更引出“鸽子”这一缺乏想象的喻体来象征“我奶奶”平和的升华。文本原有的语域的同一性受到破坏，丧失了原本野性、刀劈斧砍的力量。作者受到时代思维的限制，为配合“历史战争小说”这一题材而对文本进行了牵强扭曲的附会。
     　莫言谈到《红高粱》的写作初衷时这样说：“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有一些偶然性，一些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二十八年的战争历史，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的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我当时站起来发言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我没有听过放枪但我听过放鞭炮；我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鸡；我没有亲手跟敌人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进化过程中很愚昧的现象，这种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我的发言完了以后，有的老作家说我口出狂言，怎么能写得好呢？于是我就开始写，没用一个星期就写完了。”这一反叛的起点决定了《红高粱》破坏性的叙事风格。莫言在“罗汉大爷”被活活剐死的场景中，用血腥的词汇挑战着读者的肠胃，“孙五操着刀，从罗汉大爷头顶上外翻着的伤口剥起，一刀刀细索索发饷。他剥得非常仔细。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子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而“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中野合的描写也充满了原始的兽性的力量，“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莫言用这些粗旷的笔触完成了对封建传统血淋淋的控诉，和对人原始本性回归的讴歌和赞美。在写作这篇作品时，正值我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开初。中国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饱受压抑之后，《红高粱》对血、性的极端推崇恰好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洗礼。     　
      作为读者，阅读《红高粱》中感受着神经各个方面的冲击。用纳博科夫的话说，我是用脊椎阅读完这篇作品的。对文本粗陋的解构不仅提升了阅读水平，和作者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而且通过感受文中蓬勃的生命力，直接认识到生命中原始的本质的美丽。黑格尔说人总是在周围的事物中实现他自己，莫言通过他的文本影响了我，完善了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我不是作为自己在阅读，而是代替作者在叙述。

这样读书才最有效
在一个快餐文化当道的年代，保持读书的耐心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好作品多的是，但问题是读者有没有这样的智慧和心思。

这篇论文是今天临时赶出来的。
如果有看过《红高粱》的朋友，不妨跟我交流一下
评论也算文学吧？所以发在这里权当抛砖引玉，跟大家讨论一下

评论当然算文学拉~~我比较敬佩那些评论大家，他们怎么会把我心里想的却说不出更加写不出的话都表达出来了呢~~~
只是，凌晨1点39分了，先睡了，明天再看，看刀侠的作品特别需要精力~~晚安阿，各位！好梦！

哪里有可以下载的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