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后不久,便听闻一个消息。
“知道吗?棠棣文学社解散了。”
作为广大唯一的文学社团……
——解散了啊?
叹了口气,在心中轻声重复了一句,然后把这件事放到了一边。
就像是早有心理准备一样,暂时抛之脑后。
从进入大学以来,虽不曾身处其间,却也常常听闻文学社的近况。
……招不到人……活动缩减……稿件缺乏……读者流失……文学刊物停刊……转战电子刊物……更新缓慢……再停刊……又一年干部离开……
直到最终难以为继,宣布解散。
这个过程是多么令人无奈!
在写给12级的文集结语里面写道:
即使现在的条件已经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的文字书写者,在网络上,对视觉图片、影像的阅读依旧远远地超越了对纯文字的阅读。而专业是中文的我们在此间的身份定位就显得尴尬了,仿佛一切都和我们息息相关,又仿佛可以做出一切都事不关己的清高姿态。
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孤独下去。、、
这个时代便是如此吧,一些东西正在迅速崛起,悄然而迅猛地占据了人们的视线。
而另外一些东西则渐渐被抛弃,无处容身,不得不龟缩在寂寞的角落,等待着流年前来埋葬它们的身躯。
有时候会想,倘若我当时加入的不是论坛,而是文学社,又会变得怎么样?
默然,苦笑……或许又带有几分兔死狐悲之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据说因为校方不允许一个登记了的社团不经批准就自行解散,宣布文学社解散无效……于是百团大战的时候他们被迫摆上摊位,寻找着下一批可能会出现的守望者们。
依旧是无人问津。
真是尴尬!
暂且不提。
附上同学在文集里所写的序言:
暑假无事。
一日,与朋友谈天,她问我:“知道什么是‘新不孝有三’吗?”
明显不会知道。
她接着解释道:“学中文,考研,没对象。怎样,全中有什么感想?”
虽是笑谈,但自从欧美新批评提出“作者已死”以来,自从“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的时代到来后,文人,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所学关天意”的群体的地位下降了不止一星半点儿。
诚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福和祸,是相倚相生的。地虽不仁,使吾侪生逢此时,但我们除了偶尔的自怨自艾,发发牢骚外,更多的,应该是尽好学中文之人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本分”。
具体要做什么?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如你们,在应付繁重的学业之余,仍能不忘写作,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浮躁时代里,还能静下心来笔耕不缀,不仅是尽了本分,而且也十分难能可贵。
当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多写一点带有文化普及性质的文章(姑且借“科普文”之名,称为“文普文”罢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缺少了老师的教导,相应的知识也会显得薄弱,因此,缺乏足够多的医学和科学老师的国人,在这两方面似乎显得并不是很有“常识”,而近年来不少相关人士也认识到这点,大量的科普文也随之涌现;
文化和文学与此类似,但又有所不同。所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不是缺少老师,而是所谓的“老师”太多,而其质量则乏善可陈。
文学本就是主观性和可塑性很强的东西。中学老师刻板且过度的解读,以及影视作品为了迎合观众而将人物内容符号化甚至不惜歪曲之,使得许多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在被国人接触到的时候已经是“面目全非”的了。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无道”的现象急需改变,但可惜的是,愿意做“木铎”,愿意写普及文学文化常识的“文普文”的人甚少,而愿意这么做的学文之人更是少之又少。
如果我们这些学文之人能熟读经典,熟知文化传统,然后放下身段,用最简单的语言,客观地解构和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化传统,那难道不算是尽到了我们的“本分”吗?
又比如说,如果学文之人都能不忘初衷,不用嫖客对待妓女的想法对待你的读者(或潜在的读者),那就会更好;
有道是“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因此,在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之后,别太清高也不要胆怯,试着多把它们投出去,看看哪儿能发表出去。在丰富自己学识的同时,若能更好的积累自己的名气,那也是尽“本分”的一大好方法。
是以为序。
素卿
于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
上面说到所谓文普文,并附文一篇(一年前的当代文学作业):
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是因为难以接受在收到的作业中关于这本书几乎一边倒的理解倾向。
活着有意义——活着无意义,背道而驰。
或有狂妄之语,暂求谅解。
“活着的意义”
——论余华的《活着》在不同群体中的阅读理解差异
作为余华的成名作,《活着》也是他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从余华自身的表态和文学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解析来看,《活着》这本书的主题和主旨应该是鲜有争议的了——它在对人生的思考中,试图展现出一种荒芜甚至于虚无的生命图景。在这种人生图景里面,“活着”仅仅成为了一种直观的状态,它的“意义”则随着故事中一次次荒诞离奇的死亡而分崩离析,从而将这种直观的“活着”的状态完全裸露了出来。简而言之,“活着的意义”在小说里面本身就是一个被否定的命题,活着是无价值的,是虚无的。在叙述的最后,老人福贵和老牛福贵安详地待在一起,两者之间融洽相处,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这里似乎隐隐道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事实,就像作者余华本人说过的“生活即生存”那样,生命无所谓“高贵”与“低贱”的区分,而“活着”本身是不能被解构出“意义”来的。余华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的是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尽管他的思考是沉重的,他的态度是悲观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本沉重的《活着》却是主流文坛里面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这不得不说是小说文本的成功。因为畅销,已经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大众群体阅读过《活着》,因而它也在被阅读的过程中被重新解构,赋予意义。可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它在大众阅读中被赋予的意义多半竟是过于发散式的,和余华试图传达主旨的相去甚远的内容,而另外一些甚至干脆走向了反面——认为书中所传达的主旨即是面对苦难的“隐忍”,这就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异了。即使说这是因为读者阅读水准的高低不同所致,但当发现大众阅读中相当一部分活跃在“豆瓣”平台的群体——已经是一批具有相对较高的阅读能力的读者,当他们也产生了这种近乎背离式的理解之时,就不得不让人正视重视且认真思考这个怪异的现象了。
而主流文学界以及文学评论界对这个现象的忽视甚至说蔑视,不由令人感到担忧,与其去批评国民阅读水准的低下,不如去警惕当今主流文学界与阅读大众之间话语的割裂。
关于理解差异,首先要说的是读者的初始阅读动机。当一本书躺在书架上,大众读者究竟是因何种原因买下它并且进行阅读的呢?除了本书畅销的因素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出自于书名。因此,读者在真正阅读《活着》之前,便已经有了一个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多半是出自书名。如何“活着”,为何“活着”,抑或“活着”的意义?这些最初的预期里面,可能就已经存在了心理误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书中却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因为这个命题在书中是不存在的,但读者却并不一定能留意到这一点,仍在寻找答案,甚至得出“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这一结论,却没有留意到这个答案所呈现的,正好就是虚无。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往往沉重的话题都需要一个用以缓和的主旨。当读者已经看到《活着》之中竟承载了如此多的苦难,显得如此绝望之后,他们内心迫切地需要用以缓和情感的不安,迫切地需要一个救赎式的话语主题来解救这些苦难,而《活着》终于在结尾的部分恰恰提供了这种对关于人生的一切的“救赎”。尽管这种“救赎”显然难以抵消前面的苦难的冲击,《活着》所呈现的也绝不是一本关于苦难与救赎的故事,但它却使读者轻易落入了思维上的陷阱。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一个概念,即余华在《活着》里面预设的“幸福理论”,它悄悄地绑架了不少读者,使小说最初的语义在不知不觉见被悄悄替代。这个“幸福理论”是主人公福贵在见惯了身旁的人一个个毫无意义地死去,在总算经历完一生的苦难之后,在晚年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生的淡然的态度。在这种淡然的态度里面,流露出来的其实是对生死的漠然,麻木的面目,但这种面目同时也虚假地表现出近似于佛道意义上的,超脱于一切的姿态来。它仿佛给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即世上一切物象都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人的自身也是非真实的,因而一切都无需过于在意,默默承受即可。这种超脱正是其“幸福理论”的依据,但究其根本,却还是空洞和虚无。余华在前面的叙述中,把那些关于人生的荒谬的虚无的图景呈现在读者眼前,在结尾处再将这个图景给慢慢收拢,使读者的目光重新回到安详的老人与老牛上面,但这种手法只是形式上的对基调的缓和而已,它绝对无法缓和前文如此之多的荒诞的惨烈的苦难部分。但这样的,结尾所呈现出来的类似于“希望”的景象,却正好是读者所期待的东西。于是,大概是因为这里所讲到的这些缘由,进一步加深了不少读者的误读,便有了类似“像福贵一样活着”,“活着是种幸运”这样的普遍评价,只看到了福贵所承受的苦难的分量令人心生敬畏,却忽略了那些苦难的荒诞性,只看到了福贵晚年的对人生的淡然,却忽略了这种虚假的淡然之下空虚得令人可悲的人生景观。
当《活着》被误读的时候,书中呈现的苦难与其救赎式主题都只是读者在内心自行将其升华的结果而已,它偏离了文本内容,并且这种升华多数是符合读者的初始阅读动机的——换句话来说,在读者的阅读意图里面,获得某种“心灵鸡汤”式的抚慰的需求远远大于得到对一个沉重的主旨的思考的需求。
另一方面,或许,当《活着》这本书意外地开始畅销起来之后,身为作者的余华就开始思考自己最初在书中表达的内容是否过于阴暗艰险,从而试图给出另外一种相对平和的解读。这种解读在书中原有的人文关怀的掩护下,有意无意地诱导着读者的思维。
这本书在出版之初,出版社便开始试图令其承载更多的“积极意义”,而在封底写道:“……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当这部沉重的小说结束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剥夺走的东西……”这句话本身具有双重含义。而在阅读体验中,老人福贵对人生的淡漠是令人惶恐不安的,但这里强调了他是“英雄”,一个人是否能够仅仅因为承受了过多的苦难而被称为“英雄”?这显然是有待商榷的,但这放在最前面的强调,已经使读者心理产生了标签一类的东西,于是在进行阅读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标签便开始影响读者的感观了。
在最新一版的封底,余华这样写道:“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谊,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余华在这里所提出的似乎是宿命论的观点,讲宿命对人的纠缠不清,仿佛给一切苦难都找到了缘由。而另外一句是:“ 《活着》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它没有断;《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这更似乎是一种刻意矫正式的话语,书中的主人公福贵所承受的苦难从来都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它从未给人以任何准备;而承受了苦难之后,福贵也从来不是振作的——甚至说没有振作的机会,他只能麻木地,被驱赶地重新投入生活,仅此而已。至于“绝望的不存在”,是否可以理解为,那是因为,福贵在变得麻木,人生是虚无的,希望也没存在过。然而,同样的,是否当读者试图理解余华在此处写下了的这两句话的时候,从直观阅读中得到的思想经历和情感体会便会变得淡薄,然后被诱导着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而另外一个原因,或许这才是主要原因之一:在圈子里面,你可以构建,可以解构出各种终极的,绝望的,荒诞的,虚无的主题话语;但一旦跳出了圈子,这些主题话语都是禁止被提及的。所谓“社会精神文明”不允许它们被大众解读成这样,它需要的是能够提供“积极意义”的东西。因而,在《活着》一书变得畅销的同时,余华是否和大众媒体达成了某默契?这种默契隐隐可以从余华后来加上的前言之中体现出来:“……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在当今的出版机制下,一本书的前言的叙述和正文的真实内容的偏差,大概并非个案,倘若余华是有意引导的,那么他显然是十分成功的。但他又写下了另外一句:“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它的含义即活着仅仅只是活着,它不承载任何意义。余华在这里悄悄提供了关于小说的真实话语,但这句话被淹没在一个由作者,社会,甚至读者自身为其所构建的一个话语导向之中。
当读者解读出“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这个结论的时候,他想必是十分认可“隐忍”这一观点的,这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传统观念所影响。组成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元素,佛,强调来生幸福与苦难的不可逃脱性,道,强调无为与顺其自然,儒,强调情感气质的内敛,无不包含着“隐忍”的观点。可是作为先锋作家代表的余华,其本身作品里面显然便多有与传统文化与思维进行对抗的内容,即使是就从这一点来看,也不得不去担忧这种理解差异及其深层次的原因了。
還記得五年前,我剛入學,還是大一新生。那時候唯一感興趣的便是文學社。我記得當時加入文學社,還是當不知道哪個部門的幹事,也曾去競選過社長,可惜最終落敗,文學社給我的感覺有種不鹹不淡,同時社團內也存在著一些文人相輕的現象吧。本來當初對文學社的憧憬,也隨著複雜的人際而蕩然不存了。但無論如何,對於還存在著文學結的同道來說,實在不忍再見文學社的解散。之前看廣大記者團預告的百團大戰,還是有棠棣文學社的,我想沒有那麼輕易解散吧……
3# Dicky
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不会解散。
只是估计要沉寂很长时间了。
现在正是快餐文化侵蚀严重的年代,浮躁的内心很难静下来欣赏优雅的文字。。我的文学造诣也很低
6# StevenLu
人类对于美的艺术是有种近乎本能的追寻的
一般情况下,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足够了,
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bushibayun
2016/1/5 6:30:37
8# 嚣嚣
大四没机会了
。。。这句话由我来对你说还差不多